演讲辞及语录

哈佛中国论坛

2003年

哈佛大学

各位教授、学生、先生和女士：

我很荣幸能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学之一的会议上演讲，在此我要感谢大学及《哈佛中国评论》杂志主办委员会的邀请。

教育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作为一个商人，我决定要以一个平凡家长、市民和致力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人的角度去讨论这个议题。我今天的演讲并非要提供任何标准答案，而是为激发更多有关中国教育的想法。

首先，我们谈教育的定义。

在众多的定义中，我认为20世纪著名教育家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说法最有启发性。他说：「教育是开启人类思想和心灵窗口的过程。这涉及到认知、理解及对理念和志向敏感的能力。」

对我来说，这是教育的理想目标。

要理解现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我们必须探究其发展历史，尤其是政治和民生发展。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民生和文化理念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在1958年至1976年期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1950年朝鲜战争起，中国的「闭门政策」使她彻底地与世隔绝。在1979年，中国终于放弃孤立式外交政策，展开由中央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体系的长征。

与此同时，经济改革为社会和教育制度带来了重大改变。

由1949年到1957年，中国教育制度一直仿效着苏联模式，以知识和技能培训作为重点。不久，中国发现此模式并不适合国家。期间，所有私立学校亦以按国家规划制度来营运。

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品面临严重短缺，导致社会贫穷大大增加。当时的教育制度是按照「国家发展规划」由国家制定的，所有教材由国家设计，甚至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是根据地区政府需要而安排的。

后来，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国家巨大的社会压力和问题。

这彻底毁坏了教育制度，许多大学继而倒闭。

尼克逊总统(President Nixon)在1972年历史性出访中国，但两国直到1979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终于意识到经济转型的需要，并对外开放，旨在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随着中国经济在90年代蓬勃发展，国家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农业主导变为工业主导。无论是按政府需要培训领袖，还是个人或家庭想要改善生活质素，现在无论在质和量上都需要改善中国的教育制度。

1985年，中国沿着东岸地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再陆续延伸到中国其他地区。

1993年，教育新方针旨在提升教育质素和100所重点大学的发展。

终于在1999年，政府再度推展教育改革，推广优质教育的概念。要建立现代中国所需的优势，国家需要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创新和适应能力的人才。

随着教育制度改革的成功和佳绩，社会上也衍生了一些问题。自从新教育制度实行以来，很多贫穷地区均缺乏教育基金。很可惜，到现在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仍然处于低位，使不同层面的教育资助仍然不理想，尤其是教师薪金方面。

在任何一个国家，教育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透过教导规矩和价值观达至社会的团结。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减少贫穷问题，一个社会应该给予所有人公平的机会。

即使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无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在过去二十年大增，而地区之间的教学差异正是经济发展有别的直接原因。从我个人的经验，由上海世界级的中学，例如育才中学，到西部细小破旧的村校，我在探访不同学校时观察到很大的差异。自从学校资助在1985年改革后，西部内陆的贫穷地区在教育开支和发展上远远赶不上富有的沿海省份。

因此，中国教育的财务改革必须就对社会造成不平等的影响和保护人口中弱势社群的需要作出平衡。技术方案，例如一个跨政府的教育拨款制度，以及协助低收入人士是必需的。而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长远的政策及承诺，以平衡教育及国家的发展。

我希望以下简报能提供一些建议和解决方案。

总括而言，作为一个经历了境遇好坏、见尽捉襟见肘和丰衣足食生活的人，我了解到教育是一个让所有人能够在同一起点公平竞争的重要开端。如果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全世界所有人，不论男女，不论贫富，都有机会接受一定水平的基本教育。高等教育可能给那些志愿投身领导层的人，但基本教育应开放给所有人，给予他们在学习中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我诚挚地希望所有政府都能优先处理这问题。

最后，我相信无论我们将来的教育制度怎样改变，现代教育的精神都应旨在收窄不同民族的距离，启发大家去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和种族。

教育，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也应该被视为一个达至人类尽善的必要条件，从而成为世界和平及和谐的根基。

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你出席今天的论坛。